导读：车企不会对终端价格进行管控，因为这将触犯反垄断法，不过奔驰、宝马对产品供货量结构或经销商销量目标进行了调整，这些举措有助于缓解终端价格战。

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国以开放促改革、促发展的战略举措

文｜余宗良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，综合开发研究院（中国·深圳）自由贸易创新研究中心主任］
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，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，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，坚持以开放促改革，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，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。国策的施行、标识的擦亮有赖于常态化、可操作性强、明确具体的体制机制构建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国以开放促改革、促发展的战略举措。

从关键词着手理解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
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，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，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，优化区域开放布局，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机制。这为理解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内涵提供了指引。理解好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，可以从三个“更”和五个“新”等关键词着手。

三个“更”的关键词。一是更大范围的开放。着力优化国内对外开放的空间格局，促进区域开放更加均衡，改变东快西慢、沿海强内陆弱的开放状况，引导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、协同发展。着力优化“走出去”的空间布局，深入实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积极实施自贸区战略。二是更宽领域的开放。开放部署涵盖经济体系的各大领域，覆盖生产、消费、交换、分配等各环节，不但要继续扩大货物贸易领域开放，而且要侧重服务贸易，如金融、数字贸易、现代物流、文化教育、医疗等等。三是更深层次的开放。不但扩大“边境开放”如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市场准入，更要扩大“边境内开放”措施，涉及技术标准、环境保护、劳工、安全卫生、行政审批和补贴等等。

五个“新”的关键词。一是外贸外资体制的“新”。深入推进外贸市场化改革，优化外贸政策，促进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、外贸与内贸的良性互动，提升透明度、统一性和稳定性，全面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。二是内外开放一体化体制的“新”。更高质量地推进商品、技术、资本、经贸规则协同的“走出去+引进来”双向联动开放，强化内外资同等待遇、内外贸一体化等市场中性开放创新，鼓励对外投资，以及更加重视服务领域开放和促进进口贸易发展。三是边境和边境内体制联动的“新”。不但深入推进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“第一代”开放即边境上措施创新，而且强化以国内协同改革、规制融合为核心的“第二代”开放政策，形成“边境上”措施和“边境内”措施联动、开放和改革相扣的新体制。四是开放格局体制的“新”。继续扩大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开放合作，加强与发展中国家、新兴经济体的开放合作，更加主动参与国际经济秩序治理，分享大国场景的制度创新成果。五是开放与安全统筹体制的“新”。平衡开放与安全的关系，确保既“放得开”，又“管得住”；健全安全防范保障体系、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体系，建立指标评价体系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，保障产业链、供应链安全。

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

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处理好如下几大关系，练就驾驭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硬本领。

处理好“大国博弈和地缘政策冲突”与务实扩大开放合作“朋友圈”的关系。面对“大国博弈”和地缘政治衍生出的经贸问题政治化、泛安全化短期内可能会不断加剧的情景，我国应更加坚定坚持改革不停顿、开放不止步，加大力度支持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，推进制度型开放，深化“引进来、走出去”体制机制改革，务实地与发达经济体开展开放合作，不断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机制，在区域贸易协定发挥出大国担当及引领示范作用，积极扩大“朋友圈”。

处理好体制构建的系统集成和精准实效的关系。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、产业发展的全链条、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出发，强化构建的集成性、系统性，强化人才、技术、资金、数据等要素和商品货物开放体制的联动性，避免碎片化，避免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。同时，把开放合作“内外”体制一体化部署，把新情况新问题摸准吃透，突出重点、动态优化、精准施策，注重实效，强化改革开放创新成果的可获得感。

处理好开放平台的引领性特色性试错和复制推广的关系。强化地方改革自主权和中央赋能，突出海南自贸港、深圳先行示范区等平台引领性功能，突出平台的特色发展，将功能定位、战略目标与实施路径、体制创新精准耦合。创新“正面清单+负面清单”授权放权模式，探索在开放的重点领域和关键堵点授权试错，打破制度创新的条块体制桎梏，并快速评估、总结经验，加快复制推广。

处理好开放体制设计的前瞻性和有序性安全性的关系。加强对开放体制机制设计的战略性、系统性、前瞻性谋划，尤其是要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深化国内国际内外联动的开放型新体制机制改革。同时，统筹开放与安全，遵从事物的基本逻辑，避免违背事物底层逻辑的开放体制设计，突出开放平台的压力测试功能，实现发展质量、结构、规模、速度、效益、安全相统一，在发展中开放、在开放中发展。

处理好政府、市场、社会和国际国内多元主体的关系。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设不是政府的单兵作战，涉及多元主体利益。多元主体的交往理性、信息对称，才能做到心中有数、手中有策、行动有力，才能消除误解、避免冲突；才能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创造更加公平、更有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环境；才能实现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配置，实现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，才能构建优质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。

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举措

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实实在在的体制机制设计和创新，需要在更具体的场景中、更具可操作性、更加稳定性的体制机制中展现出来，切实将其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。

在更大范围优化对内对外开放布局，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。对外开放布局，要因地制宜、因类施策，在斗争中巩固、发展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开放合作关系，深入拓展与东南亚、非洲、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。主动参与和主导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FTA网络，积极深化双边、区域经贸合作，积极扩大“朋友圈”。对内开放布局，要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、长三角经济带、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发展战略，统筹解决各要素市场政策规则不统一、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等问题，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体制机制。

在更宽领域深化商品、服务及各类生产要素开放体制，提升优质资源要素配置效率。在货物贸易开放方面，要提高货物贸易便利化水平，深入推进“单一窗口”、简化通关流程等“软实力”建设。在服务贸易开放方面，要有序扩大开放教育、文化等生活性服务业领域，稳步推进扩大金融、数据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，加快专业服务业的全面开放，加快服务外包转型升级等。在资本开放方面，要探索进一步放宽金融市场准入门槛，推进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和外商投资服务便利等。在人才开放方面，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高层次人才招聘、薪酬、评价、考核、科研资助和管理制度等。在科技开放方面，要完善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的科研项目管理机制，高标准建设技术交易市场，深化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等。在数据开放方面，率先推进科研数据自由流动，开展数字贸易创新试点，积极掌握数字经济规则升级的话语权。

在更深层次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，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。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，不是为对接而对接，重在吸收、转化和融合，助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。既要主动对标引进“WT-+”规则，营造更便捷自由的贸易投资环境；又要以“WTO-X”规则为国内改革重点，在数字规则、竞争中性、知识产权规则、劳工规则、环境规制等新兴议题上，创新新兴领域“中国模板”。同时，对于我国行之有效的制度型开放创新成果，尤其是依托“中国场景”创新的制度成果，要积极通过议题设定、国际经贸场景推广适用等多种方式，与世界分享制度红利，通过“走出去+引进来”促进国际国内经贸规则的融合。

统筹好开放与安全，构建既“放得开”又“管得住”的保障体系。“放得开”，加强“政府之手+市场之手+社会之手+企业之手”联动，推动务实开放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协调推进。通过实施“差异化开放”，深化国际技术和产业合作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，强化与重点国家在关键领域的产业链、技术链、供应链合作，维护国际供应链安全稳定。“管得住”，守得住安全底线，要以风险防控为重点，在贸易、投资、金融、数字等关键领域构建安全保障体系。

【本文责编】李育蒙

【文章来源】《南方》杂志2024年第15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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